特金二次会晤将开启美朝两国谈判的新阶段

毋庸置疑，第二次美朝元首会晤（2月27-28）的结果让不少人失望或沮丧。也有媒体称之为一次失败的外交。随之出现的是各种猜测、分析与建议。虽然不乏事后“诸葛亮”，但至少表明国际社会尤其是与朝核问题相关的核心国家十分关注此次具有历史性的河内会晤。此外，在特金会晤前后，不少评论更是热衷炒作或夸大所谓的“越南模式”。鉴于此，期待着给朝鲜兄弟做出表率的越南可能更为失望。

言归正传，特金会晤突然提前结束而且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公报，这的确让人颇为惊讶。但是，如果事先关注美国核心智库（例如，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研究中心）或者知名国际问题学者相关论述的话，也许人们不会对此次河内会晤如此失望，或者在此次美朝会晤后，能够冷静地对待两国元首会谈的涵义。

早在第二次特金会晤举行之前的3周（2月6日），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就在贝尔福中心发文指出，“特朗普善于以谈判高手自居。然而，如果第二次特金会晤损害了美国与日韩盟国的关系，那么，任何表面的外交突破最终都是危险的。”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位知名的“软实力”始创者认为，“新加坡会晤是一场成就甚微的外交谈判。虽然特朗普得到了金正恩的模糊承诺，但是金氏家族曾经多次违反他们的诺言。鉴于核武器是金氏君主政体在国内执政合法化的基石，从金日成到金正恩三代一直试图欺骗美国政府——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和奥巴马。那么，特朗普有什么理由相信金正恩做出的模棱两可的承诺呢。”因此，奈坚持认为，美国总统有责任从金正恩那里得到“具体而非笼统的”弃核承诺，而且任何可能导致伤害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谈判结果以及动摇美国在朝鲜半岛实力地位的交易都是危险的。由此可见，在特朗普踏上越南之行前，国内的反对派就警告他：“必须拿到朝鲜的具体承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当特朗普在河内高调宣扬他预期的外交突破时，他的前律师科恩却在国会听证会上对特朗普提出五项爆炸性指控。这仅是一般性的巧合吗？

2月7日，“修昔底德陷阱论”的倡导者格雷厄姆﹒埃利森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指出，“如果金正恩提出政治要求——结束双方的战争状态和取消一切制裁的话，那么，他必须同时承诺消除所有（all）洲际弹道导弹并且不再制造新的导弹。否则，一切承诺都是不确切的（verifiable）。”言下之意，美国绝不能接受“空洞的”承诺。

上述观点绝非美国政治主流中的少数人之见。例如，担任中国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的美国学者、前外交官韩磊（Paul Haenle）认为，美国必须与朝鲜达成“实质性成果”，其中包括对朝鲜核库存和核能力的全面评估。这些成果必须与朝方的独立可核查的承诺相匹配。这些目标本应是新加坡峰会的目标，至今已经被拖延了至少6个月。因此，在这次越南会晤召开之前，美国政府决定与朝鲜政府就无核化问题取得“明确和一致的看法”，因为金正恩的祖父和父亲（即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都曾借助“模糊”的概念拖延和削弱了谈判。因此，美国必须避免再次陷入朝鲜布下的政治陷阱。

这些引述足以说明美国政府和知识精英在朝核问题上的“正统”立场。可见，特朗普是带着成功的希望与国内政治压力而前往盛情的河内。在随后举行的答记者会上，特朗普也表现出少有的冷静和友好。他在阐述美国立场的同时，表示出对金正恩的尊重，并且高调赞赏中国领导人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美朝双方没有放弃谈判的意向，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第二次特金会晤是一次外交上的失败。实际上经典外交始终强调，谈判是一个漫长与耐心的过程。如果双方一时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症结的突破口，中断或暂停谈判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回顾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关于核武器的谈判经历，以及中美两国在台湾地位上的长期对话，朝美之间此次中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况且，就在美朝双方陷入谈判僵局的同一时间，两国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朝鲜的副外长与美国的国务卿）就分别与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高级负责人杨洁篪和王毅分别接触，他们得到了中国政府在朝核问题上的一贯承诺：一如既往地发挥建设性的角色，同时鼓励美朝两国本着“好事多磨”的心态，继续保持直接对话。

这一切均说明外交是一个不断的谈判过程，它允许偶遇挫折；同时外交谈判也是一门政治艺术，它强调有关方必须本着相互尊重、耐心说服和必要妥协的立场进行谈判，其结果应该是双赢。如果某一方奢求全胜而归，或是通过雕虫小技而暂时得到蝇头小利的话，那么最终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美朝两国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实属正常的外交谈判。现在它似乎正在朝向一个成熟正常的方向发展。